正值中央研究院與浩鼎事件引發熱議之際，台灣大學校長楊泮池公開提出「產學合作法規鬆綁」的呼籲，不禁令人有些疑惑。
大家彷彿忘記，6年前為了中研院陳垣崇事件，當時也是一片「法規鬆綁」的呼籲，隨後《科學技術基本法》也已於2011年大幅鬆綁公立機構學研人員產學合作的限制。可是當時作為必要配套措施的「利益衝突揭露管理」，5年來在中研院及許多大學裡，卻根本淪為紙上作業，因而再造成浩鼎案的爭議。這顯示：在沒有做好利益衝突揭露與管理之下繼續推動產學合作，未來可能還會再發生更多類似的悲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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浩鼎案的爭議凸顯出我國仍有許多生物醫學界人士、技術移轉承辦人員與法務人員，對於生醫研究及其成果運用的利益衝突議題，都處於不熟悉或甚至嚴重誤解的狀態。
舉例而言，中研院負責技術移轉的主管及法律顧問竟然認為「由於翁院長女兒的浩鼎持股並非從浩鼎公司那邊獲取，而是以自己資金購買取得，所以無須於辦理技術移轉時申報揭露」，這從利益衝突揭露制度及《科學技術基本法》的要求來看，很容易判斷此等說法難以成立。利益衝突的「揭露」重點並不在於「股票是否取得自業者」，而在於「是否持有業者股票」。
翁啟惠事件也凸顯國內許多學術機構（包含台大），即使因應2011年《科學技術基本法》之修正及主管機關子法的要求，訂定所謂利益衝突揭露與迴避辦法，但辦法規定粗糙、意旨不明。
例如，2011年法規鬆綁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希望讓公立學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可減輕受到公務體系的限制，希望各機構訂定一套包含「當事人揭露→機構審查→決定處理方式」的流程，及「當事人若違反揭露義務或處理要求時應如何處置」的完整管理機制。但很多大學或學術機構不明就裡，以「利益衝突需要迴避」為前提來設計技轉辦法，沒有弄清楚「揭露」和「審查」才是整個管理制度的基礎。
更大的問題是，國內許多大學機構的「揭露」與「審查」機制形同虛設。此次浩鼎事件不僅凸顯某些研究人員沒有如實揭露，中研院也根本沒有對利益揭露表做實質「審查」，以判斷其是否構成利益衝突。
雖然中研院有「研管會」可審查利益揭露，但該院也承認：研管會開會時只處理技轉的事務性工作，且重視的是技轉績效（業績）問題，沒有擔任「裁判」的審查工作。2011年鬆綁研究人員產學合作法規後，過去5年來「利益衝突揭露管理」的配套措施淪為虛應故事，如今學界再要求產學合作的法規鬆綁，其正當性基礎究竟何在呢？
（作者為國立政治大濾水器 光頭水學法學院副教授）
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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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中研院有「研管會」可審查利益揭露，但該院也承認：研管會開會時只處理技轉的事務性工作，且重視的是技轉績效（業績）問題，沒有擔任「裁判」的審查工作。2011年鬆綁研究人員產學合作法規後，過去5年來「利益衝突揭露管理」的配套措施淪為虛應故事，如今學界再要求產學合作的法規鬆綁，其正當性基礎究竟何在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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